《此生只为守敦煌》：我愿意来生还是常书鸿

常书鸿，首任敦煌研究院院长，被誉为“敦煌守护神”。他曾说：“若有来生，我还是要守护敦煌。”

《此生只为守敦煌：常书鸿传》是作家叶文玲历时多年，精心创作的常书鸿传，可谓目前市面上详尽、完整、可信的常书鸿传记。为写作此书，叶文玲六次前往敦煌，与常书鸿先生及其家人、友人建立了非常好友谊，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。

上世纪40年代，有两个年轻人不远万里，来到了敦煌莫高窟。后来的许多年里，其中一个人的名字，不断地被世人提及和赞美，另一个的名字却鲜为人知。

前一个年轻人，叫张大千。

后一个年轻人，叫常书鸿。

临走时，张大千曾对常书鸿说：“你呆在这里，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！”

几十年后的今天，常书鸿的坟墓，正对着敦煌莫高窟的九层楼，永远遥望着这片文化宝藏。

常书鸿

1904年4月6日，常书鸿出生于浙江杭州，自幼跟三叔学画，始终没有放弃画画的理想。彼时，五四运动扬起西学大旗，许多进步青年选择学习写实绘画，常书鸿奔赴巴黎。在卢浮宫，他看到文艺复兴的作品，一下子认识到了一个新天地。凭借天赋和努力，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，成为留洋画派里的佼佼者。

连续四年时间里，常书鸿获得当时学院派最权威的巴黎春季沙龙的金银奖，油画作品也被巴黎现代艺术馆收藏，这在当时的中国画家中是第一人。

当时许多人都说：“常书鸿兼具天分和努力，如果能一直在巴黎画下去，一定会成为世界级艺术家。”

常书鸿在巴黎的影响有多大？举个例子，2011年，巴黎塞努奇博物馆举办《中国艺术家在巴黎》画展，展出了刘海粟、徐悲鸿、林风眠、赵无极、潘玉良等人的作品，而画展所用的巨大海报正是常书鸿的画作——《沙娜画像》。

那时的常书鸿踌躇满志，家庭幸福，有美丽的妻子，还有可爱的女儿沙娜。如果不出任何意外的话，他定会在世界画坛名留青史。可就在1935年的一天，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书摊上，发现一部由6本小册子装订成的《敦煌石窟图录》，里面是著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石窟拍摄的壁画、塑像图集，总计300余幅。

遒劲有力的笔触，气魄雄伟的构图，把常书鸿惊呆了。他万万没想到中国古代会有如此高水平的艺术品。常书鸿认为，这些壁画、雕塑，与西方当时各流派的艺术相比，丝毫不落下风，甚至高于其上。最令他感到诧异的是，这些绘画比西方艺术早几百年。

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：“奇迹，这真的是奇迹。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上的人，如今真是惭愧，不知如何忏悔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，竟不知我们中国有这么大规模、这么系统的文化艺术！”

“在我有生之年，我一定要去敦煌看看。”

在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后，常书鸿向妻子陈芝秀说：“我要回中国，到敦煌去。”听了丈夫的想法，妻子非常不满。但妻子的反对没能改变他的心意，巴黎五光十色的优越生活，也无法超越他内心对敦煌的向往。

1936年秋天，他只身回到北平，暂时接受国立北平艺专聘请。就在他打算去往敦煌的时候，1937年抗战爆发，山河动荡。1938年，妻子刚带女儿回国，就不得不踏上逃难之旅，一路上躲避空袭，差点被炸死。

整整7年后，常书鸿才和家人安顿下来。但这样的平静是短暂的。常书鸿依旧惦念着敦煌，他找到梁思成、徐悲鸿、于右任，向国民政府提出组建研究所。1942年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，常书鸿成了主要负责人。

得知丈夫要动身去敦煌，妻子陈芝秀大吵大闹，最终未能扭转丈夫的心意。其实，不仅是妻子不赞同，在那个时候，身边没有任何人愿意跟他去敦煌，常书鸿四处“招兵买马”，逢人便问：“你愿不愿意跟我去敦煌？”

经过无数次的苦口婆心，他终于说服了5个人跟他一同前往。他们坐着卡车颠簸了二十多天，又骑了整整三天的骆驼，才来到心目中的圣地。而在他们到达前，荒凉沙漠中的艺术宝藏，已经遭受了巨大的毁坏。

敦煌莫高窟，始建于公元366年，在鸣沙山顶上建造了490多个洞窟，其中布满彩色佛像和佛教壁画，佛像多达2000多身，最高33米，壁画技巧高超，数量无比惊人，如果一方方地连接起来，可排成足足25000米长的画廊。

历经北魏、隋、唐、北宋、西夏不断扩建，元以后被废弃。公元1035年，为了躲避西夏入侵，窟中的和尚将经卷、画幅等30000余件宝藏封藏在洞中，以土墙堵上，画上菩萨像做伪装。西夏占据敦煌百余年，封藏宝藏的人早已化为尘土，近千年间，无人知晓这个秘密。直到1900年，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，意外发现了墙内密室，获得珍宝，将一系列宝藏卖给了西方探险家。

经卷、画幅流往西方后，震撼了整个世界。随后，无数的探险家、汉学家，来到莫高窟用马蹄银诱骗王道士，换走了洞中大部分的经卷、文献。不久后，美国强盗华尔纳来敦煌发现已经没东西可拿，残忍地将壁画切割下来偷运回国，对莫高窟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。

1920到1921年间，苏联十月革命结束后，在陆军少校阿连阔夫的带领下，战败的数百名沙俄白匪越过边界，逃到中国后被拘留。他们被安置在莫高窟长达半年，在绝望潦倒中，洞窟壁画成了他们恣意发泄的对象。他们不仅在壁画上乱涂乱抹，还在洞窟角落生火做饭，导致壁画被油烟熏黑污损。

华尔纳剥离莫高窟第323窟壁画的残痕

被油烟熏黑污损的壁画

这个被誉为20世纪最有文化发现价值的地方，曾经被人遗忘数百年，又不断地遭到各种洗劫，等常书鸿一行人来到时，已是残垣断壁，破败不堪。当心中的圣地变成“废墟”，常书鸿感到无比痛心。

国学大师陈寅恪有言：“敦煌者，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。”当时，面对这片艺术奇迹，没有人把它当文物来保护，它成了流浪者的栖身之所，当地牧民避风躲雨之地。常书鸿最终决定留下来，就地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，以全部精力来保护敦煌石窟。

由于常年无人管理，洞内积累了约10万立方米的沙子，常书鸿没有钱雇人来排沙，就自己制作工具清理。大风沙甚至给他们留下阴影，一个测量员病后恳求道：“我死了，千万埋进土里面，不要埋在沙漠里头。”

排完积沙、补全裂隙后，常书鸿想修筑一道大围墙，阻止外界的人进入莫高窟。但整个石窟长约一公里，修这么大的围墙谈何容易？常书鸿找到县长时，县长觉得他在开玩笑：“我说我的大艺术家，这里连水和砖头都没有，修围墙比修长城还难啊！”但最后常书鸿硬是克服了困难，用带碱的泥巴垒起了围墙。

做好这些清理保护工作后，常书鸿才带大家编号、查窟，并对破损的壁画进行修复，以免翘皮之处继续脱落。

紧接着，他又带领大家临摹壁画，系统整理画作，编纂文献。当时没有梯架，没有照明，大家只能用吊绳吊入洞内，悬在半空中一点点描摹。在临摹穹顶的壁画时，头和身子弯成九十度直角。遇到阳光照不到的角落，就用白纸将光亮反射进来，太阳落山后，用油灯对着墙壁，照一下，看一眼，画一笔。

莫高窟壁画数量为世界之最，如此庞大的壁画群一一临摹，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。但为了让世人看到这些画作，让敦煌的文化价值走得更远，常书鸿和他的团队，一天一天坚持了下来。

1964年，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和莫高窟的艺术家

《舍身饲虎图》

常书鸿和女儿常沙娜

常书鸿变卖了所有家产作为路资，四方游走呼吁，终于说服了国民政府，让敦煌研究所归于中央研究院。有了足够的保护经费之后，一批又一批年轻人远赴敦煌，在常书鸿的带领下临摹、维修。在这些人中，常书鸿遇到了一个叫李承仙的姑娘，志趣相投又互相欣赏的两人最终结为夫妇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取名为“常嘉煌”。

1949年的时候，国民政府要求常书鸿，带着临摹的画作去往台湾。但常书鸿偷偷藏起那些画作，最终选择留在敦煌。此后十多年，他悉心守护，继续修复、临摹，整理文献。常书鸿将自己最好的年华，都献给了这荒漠中的文化宝库。

他编选出一本本壁画合集，带着临摹作品到北平办展，让更多国人见到这些民族瑰宝，了解中国还有如此绚烂的艺术。这份选择，他一生无怨无悔。

常书鸿和李承仙

1994年，病危之际的常书鸿，在北京病房里，仍牵挂着敦煌，牵挂着莫高窟。

他对女儿说：“我死也要死在敦煌，以后把我的骨灰送回去。”

他说：“我不是佛教徒，但如果世上真有轮回，我愿意来生还是常书鸿，去完成未完成的工作。”